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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杜兰德律师的会面，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地点在拉丁区一栋外表古旧、内部却现代感十足的建筑顶层，那里是杜兰德律师事务所的巴黎办公室。会面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过程比汪楠预想的更加……沉闷且充满法律细节的泥沼。

    杜兰德律师是位一丝不苟、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法国中年男人，英语流利但带着浓重的口音。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卷宗，里面是泛黄的手稿复印件、复杂的家族信托文件、几十年前的出版合同草稿、以及多国法律条款的对比分析。他语速不快，但逻辑极其严密，用词精准到近乎冷酷，将叶婧父亲遗稿涉及的版权归属、潜在商业价值评估、继承权纠纷的历史沿革、以及当前可能面临的来自某些学术机构或远房亲戚的质疑，条分缕析，一一呈现。

    叶婧全程非常冷静，只有在杜兰德提到她父亲某个特定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的、未被充分认知的商业应用潜力时，她的眼神才会微微闪动，提出一两个一针见血的问题。大部分时间，她只是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会议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她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汪楠牢记叶婧的吩咐——“听着就行”、“记住关键信息”。他像一台人形录音机，调动全部注意力，捕捉着每一个时间节点、文件名称、法律条款的编号、以及杜兰德提到的每一个“潜在风险”和“建议方案”。他注意到，叶婧父亲的研究领域似乎涉及某种早期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和跨学科认知模型，在当时（几十年前）过于超前，甚至被主流学界视为“异端”，导致其手稿价值长期被低估，也留下了诸多产权模糊地带。而如今，随着AI伦理成为热点，这些尘封的手稿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也因此引来了新的麻烦。

    会面结束，杜兰德将一沓需要叶婧签署的文件递给她，并约定下周会提供一份更详细的行动方案。走出律师事务所，巴黎午后的阳光已经变得稀薄，天空是一种灰蒙蒙的蓝色，带着冬日的清冷。

    坐进等候的宾利车里，叶婧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律师梳理这些陈年旧事，显然耗神费力，也牵动了她某些不愿触及的情绪。

    车子安静地行驶在巴黎的街道上。经过塞纳河上的某座桥时，叶婧忽然睁开了眼睛，看着窗外缓缓流淌的、在冬日黯淡光线下显得沉郁墨绿的河水，以及河岸边那些姿态优雅的古老建筑。

    “停车。”她忽然对司机说。

    车子在桥头附近一个允许临时停靠的地方缓缓停下。

    “下去走走吧。”叶婧说着，已经推开了车门。冷冽的空气瞬间涌入温暖的车厢。

    汪楠愣了一下，随即立刻跟着下车。司机很识趣地留在车里等待。

    叶婧将羊绒大衣的腰带系紧，双手插在口袋里，沿着河岸的石板路，朝着下游的方向，慢慢走去。汪楠跟在她身侧稍后一步的位置，保持着沉默。他不知道叶婧为何突然要在这里散步，或许是想透透气，或许是想整理思绪，或许……只是不想立刻回到那个奢华却冰冷的酒店套房。

    冬日的塞纳河畔，行人不多。偶尔有慢跑者裹着厚厚的运动服从身边掠过，带起一阵冷风。河面上有观光游船驶过，船上的游客挤在玻璃窗前拍照，笑声隐约传来，却显得遥远而不真实。对岸，巴黎圣母院经历了火灾后的修复脚手架依然清晰可见，像一个巨大的、尚未愈合的伤疤，沉默地矗立在灰暗的天际线下。

    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沉默地走了一段。只有脚步声敲击在石板路上的清响，和远处隐约的城市喧嚣。冰冷的河风拂过脸颊，带来湿润的气息。汪楠看着叶婧被风吹起的发丝，和她挺直却略显单薄的背影，忽然觉得，此刻走在他前面的，不再是那个在谈判桌上叱咤风云、在时装周光芒四射的叶总，而只是一个被沉重的过往和复杂的现状所困扰的、孤独的女人。

    “我父亲，”叶婧忽然开口，声音不大，被风吹得有些飘忽，她没有回头，依旧望着前方缓缓流动的河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失败者。他一生致力于构建一个他认为更合理、更人性化的‘智能’框架，却在生前受尽嘲笑和排挤。他留下的这些东西，”她轻轻呼出一口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在他死后这么多年，反而开始被人记起，甚至……被人争夺。你说，这是不是一种讽刺？”

    汪楠谨慎地斟酌着词句。“有时候，价值需要时间来证明。也许，只是时代的脚步，刚刚追上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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